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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酷博客

今日与昨日就在这里分道扬镳了

昨日的是历史,昨日之日不可留

今日才是现实,今日之日多烦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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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osalon @ 2006-02-23 04:03

 杜聿明(1904—1981)

  杜聿明1904年11月28日生于陕西米脂县东区吕家硷杜家湾。

  1937年,国民政府建成第一个陆军装甲兵团,杜聿明被委任第一任团长。此前,1932年杜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旅旅长(后为第二十五师副师长)。 1933年2月,日寇兵分三路进攻热河,第二十五师奉命从徐州、蚌埠一带开往通县集结阻击敌人,3月9日,第二十五师抵达石匣镇,杜聿明与师长关麟征到古北口与东北军接洽防务,占领古北口南城东西两侧高地。

  3月10日,日军西义第一军第八师团及骑兵第三旅团进占古北口关口,向第二十五师阵地进攻。关麟征在指挥张耀明第七十五旅反攻争夺一高地时负伤,杜聿明代理师长职务,指挥全师官兵继续与日寇浴血战斗。

  “八•一三”淞沪抗战时,杜聿明率装甲兵团第1营的2、4两连,在上海汇山码头协同步兵阻击企图登岸的日军,经过激战,日军登岸的企图终未得呈。

  1938年12月,装甲兵团撤至湖南湘潭整训,不久扩编为第200师,杜聿明任师长。同年12月,第200师扩编成新编第11军,杜任副军长,移驻广西全州。不久,改番号为第5军,杜升任军长,下辖戴安阑第200师,邱清泉新编第22师和郑洞国荣誉第1师。

  1939年11月17日,为截断我西南国防交通线,日寇在防城、北海登陆,进占钦州,发起对华南的攻击。11月24日,号称“钢军”的日军板垣第5师团之中村正雄12旅团进占南宁,一个月后,又攻陷桂南战略要地昆仑关。12月16日,杜聿明奉命率第5军反攻昆仑关。杜聿明向重庆统帅部提出自己的建议“乘敌孤军深入后援未及之时,集结优势兵力,配合地方民众,迅速反攻,以击破侵敌而恢复国际之重要交通。”

  12月16日晨,杜聿明奉命率第五军对邕宾路的正面攻击,在光行攻破昆仑关及八塘附近之敌。杜召集集团长以上会议,宣读作战部署。

  12月18日拂晓反攻开始,在战车、炮火掩护下,第5军对昆仑关守敌发起猛烈攻击。郑洞国荣誉第1师担任主攻,与日寇展开白刃战,首先占领了仙女山。当夜各部乘胜进行夜袭,占领了昆仑关。可是,19日午后,日军在大批飞机掩护下发动反攻,昆仑关又被敌夺去。此后,双方反复争夺,伤亡惨重。杜聿明亲临前沿阵地指挥战斗,他运用灵活战术,机动作战,随时调整作战部署,成功地包围了昆仑关之敌。日军凭着“钢军”武士道精神和所占优势地形,顽固抵抗。杜聿明经过缜密的分析,决定采取“要塞式攻击法”,稳扎稳打,缩小包围圈,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从23日起,敌虽增援2个大队的兵力,旅团长中村正雄亲自督战,也不能挽回败局,反被当场击毙。第5军相继攻克同兴堡、罗塘堡、653高地。第200师师长戴安澜亲自督军奋战昼夜,前赴后继,终于夺取了界首阵地。杜聿明情不自禁欢呼:“昆仑关大门打开了!”31日,邱清泉新22师以凌厉攻势突入昆仑关,这次战役遂以中国军队的重大胜利而告结束。日军1个旅团长、2个联队长、3个大队长被击毙,班长以上军官死亡达85%以上,士兵死亡4000人,被俘100余人。旅团长中村正雄临死前在日记本上写道:“帝国皇军第5师团第12旅团,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获得了‘钢军’的称号,那是因为我的顽强战胜了俄国人的顽强。但是,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我遇到了一支比俄更强的军队……”

  捷报传出,举国欢腾,全国各地记者纷纷前来采访。当时《中央日报》在题为《记杜聿明将军》的文章中称“我国机械化部队开始歼敌,则杜将军聿明督率始,在昆仑关大捷后,敌人开始认识到,我国军队已踏入世界近代军队行列。”

  1941年2月,杜聿明作为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成员,赴缅甸、印度、马来西亚作军事考察。杜聿明在考察报告书中指出:日本截断滇缅公路,是为了达到夺取英殖民地,又封锁中国的目的,中英两军为确保仰光海港,应集结主力在缅甸边境预先构筑阵地采取决战防御。当时正在缅甸的英国驻新加坡总督波普汉中将看了这份报告书,不觉大吃一惊,问杜:“象你这样富有理智而又刚强果断的将领,中国有多少?”杜聿明自豪地回答:“俯拾皆是。”波普汉中将听后,两脚一并,给杜聿明行了个军礼,说:“那末,胜利属于你们!”

  1942年初,中国派出远征军,以罗卓英为第一路司令长官,杜聿明为副司令长官兼第5军军长,美国将军史迪威为中国战区参谋长,指挥第5、第6、第66三个军在缅甸与英军并肩作战。杜聿明第5军为中路,其先遣部队戴安澜第200师于3月8日到达同古,9日接收英军防务完毕,18日在皮尤河与日军第55师团先头部队发生激烈的前哨战,歼其大部。杜聿明根据所获敌人文件,判断当面之敌最多不会超过2个师团,决心集中主力,击破当面敌人,进而协同英军收复仰光。杜并亲赴同古,指导200师固守同古,掩护我军主力的集中。3月20日,同古序战开始。一连数日,日军每天出动百余架次飞机对同古城进行狂轰滥炸,日第55师团集中主力猛攻第200师,并施放糜烂性毒气,我200师将士英勇抵抗,始终拒敌于城外。3月29日,自私自利的英国人抛弃了中国盟友,未打招呼就仓皇撤退,把同古的侧翼暴露给了日本人。第200师已在同古连续战斗12个昼夜,补给中断,而日军增援部队第56师团已到达同古附近,很快即可加入攻击,第200师有被歼灭的危险。杜聿明审时度势,决心放弃同古会战计划,令第200百师突围,以保全战力,伺机再与敌决战。但史迪威坚决反对,仍坚持以不足的兵力向敌攻击,双方争执至闹翻。在杜聿明看来,史迪威好大喜功,一心指望打大仗出风头,第200师是中国的精锐部队,也是杜聿明的本钱,拿别人的本钱作赌注当然不心痛。杜聿明未理睬史迪威的命令,命令新22师在南阳车战发动佯攻,掩护第200师撤退。第200师成功突出重围后,杜聿明令新22师在斯瓦河南北岸构筑逐次抵抗阵地,以掩护主力集中,准备平满纳会战。他根据当前地形、敌我战术特点及同古被围的教训等,制定了“利用隘路预设纵深阵地逐次抵抗优势敌人的攻击”的战术,这种战术虚虚实实,使敌人捉摸不清,不敢冒进。新22师以不足万人的兵力,抗击日军2个师团近5万人的兵力半月之久,毙上日军4500人,而自己只伤亡1500人。至16日,我军安全进入平满纳既设阵地。杜聿明的成功指挥,达到了以少胜众、以劣制优的目的,创下了抗日远征史上罕见的成功战例。

  4月18日,史迪威与罗卓英决定放弃平满纳会战,重新部署曼德勒会战,计划将第5、第66军分布于长达300余公里之平曼公路上。杜聿明认为这样分散兵力,被敌人各个击破,主张要么在平满纳打下去,要么退守棠吉,守住腊戍的前方门户,反对无准备的曼德勒会战,但未受史、罗采纳,杜只得服从命令,放弃了棠吉。日军趁势占领裳吉,并于4月29日占领腊戍,从西南面截断了集结于曼德勒附近准备会战的中国远征军后方。至此,史迪威和罗卓英制定的曼德勒会战计划,还没有开始实施就宣告破产。远征军陷入三面被围困境。当天,中、英、美三方指挥官举行了最后一次联席会议,英军总司令亚历山首先宣布:英国准许中国远征军到印度避难,但入境前须申报难民身份,由英国军队矛以收容。杜聿明对这一带有侮辱性的“邀请”极为愤慨,当即站起来说:“我的部队不能接受亚历山大将军的‘好意’。既然我们从中国来,就该回中国去。我想我有自己的国家,不必上印度去做难民。我相信日本人挡不住我的道路!”说罢戴上军帽,凛然退场。4月30日,远征军各部分头实行总撤退,从此走上惨绝人寰的惨败境地。孙立人率新38师随史、罗撤往印度,杜聿明第5军遵蒋介石的命令撤向国境。各部经过之处,多是崇山峻岭、山峦重叠的野人山及高黎贡山,森林蔽天,蚊蚋成群,人烟稀少,给养困难。加以原始森林内潮湿特甚,蚂蝗、蚊虫以及千奇百怪的小巴虫到处皆是。蚂蝗叮咬,破伤风病随之而来,疟疾、回归热及其他传染病也大为流行。沿途官兵死亡相继,尸骨遍野,惨绝人寰。杜聿明亦感染重病,几乎殒命,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因重伤殉国。8月,杜聿明率残部回国,向蒋介石请求处分,蒋却反而擢升杜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1945年10月初,杜聿明奉蒋介石之命用武力把“云南王”龙云赶下了台,得罪了龙云。于是蒋介石将杜聿明调离云南,于10月16任命他为东北保安司令官,接收东北。

  




 
Laosalon @ 2006-02-23 03:34

  林彪“紧急指示”发出时,正是1969年的秋天。这一年是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关系最紧张的一年。

  1969年3月2日发生了珍宝岛事件。8月13日,又在新疆发生了铁列克提事件,中苏边境形势全面恶化。远东地区的苏联空军多次发布停飞待命的通知,制造发动突然袭击的气氛。

  为缓和两国紧张局势,9月11日,周恩来在北京首都机场贵宾室会见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举行了较长时间的会谈。

  可是,柯西金回国后,苏联的主要政治人物却没有出面迎接,柯西金遭到冷遇。随后,中方要求两国政府换文,从文字上确认双方达成的谅解,被苏联托词拒绝。

  多方信息表明,苏联确有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的具体计划。中国驻东欧某国使馆甚至密报了他们侦察到苏联发动袭击的具体时间。

  而这时,柯西金在给周恩来的信中建议自1969年10月10日起在北京开始中苏边界问题谈判,并说苏方已任命了库兹涅佐夫为首的谈判代表团。由周恩来审定的、乔冠华给苏联驻华代办吕里扎维金的“口头通知”说:柯西金的信正在研究中,边界谈判建议改到10月20日开始。10月14日,柯西金再次致信周恩来,告知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10月20日前抵京。

  黄永胜在传达林彪“紧急指示”时,作了“发挥”

  1969年是新中国成立20周年,按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的惯例,这一年是亡该大庆一下的。没想到,节前一场罕见的冰雹,把已经装好的灯砸碎了许多,这似乎是一个不祥之兆。

  据知情人说,1969年的国庆游行是在内紧外松的情况下进行的。空军把一架直升飞机停在天安门和午门之间的空地上,以备情况紧急时保证毛泽东等人能迅速转移到指挥位置。

  国庆节平安过去后,形势不但没有缓解,反而更加紧张。根据“布拉格事件”的教训,尤其是苏联谈判代表团到达北京的那一天,很可能就是苏联进攻的时刻,因此,10月19日以前一定要做好准备。

  10月5日,林彪在黄永胜、吴法宪等陪同下,乘“子爵”号飞机勘察张家口一带的地形,并检查了部队的战备工作。

  这次行动极其保密,除了报告毛泽东外,连周恩来都不知情。从张家口回到北京,林彪受毛泽东委托,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分析中苏关系的发展趋势,研究防备苏联发动突然袭击时的具体措施。

  10月17日,林彪前往苏州。总参谋长黄永胜指示前指机关秘密进入京郊战备工事。10月18日下午5时,林彪口授了四条指示。

  10月18日晚8点左右,黄永胜叫副总参谋长阎仲川来一下。当阎仲川赶到黄永胜那里时,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等军委办事组成员已经就座。黄永胜说,林副主席有几点指示,你记一记,给部队传达一下。黄永胜没有照着记录念,也没有分条条。只是把大概意思说了,不够连贯,他又作了一些解释和补充。阎仲川用保密本记完,问怎么传达。黄永胜说用电话说说就行了,在场的其他军委办事组成员谁也没说话,似乎并没把林彪的这个指示当成多郑重的事情。晚上9点半,阎仲川到了作战值班室,让值班参谋整理出一份电话稿。他想,这是我们开设前指以来第一个首长指示,就编成一号吧。这也是总参职权范围内的事情。

  要说编号也没错,加上林彪“第一个号令”’也没错。但是,阎仲川长期在广州军区工作,到总参的时间不长,没有在上层工作的经验。在广州军区可以做的事,在北京就不一定可以。如果电话稿整理后经黄永胜审阅签发,或许黄永胜会去掉那个刺眼的标题。但黄永胜连续几天忙碌,身体不适,服安眠药早早睡了。黄永胜办事比较粗糙,在广州军区时,阎仲川作为老参谋,经常帮他堵漏洞,先斩后奏的事也有过。这时,距苏联代表团入境只有十几个小时了,如果苏联真要发动突然袭击,最大可能就是这段时间,应该赶快把林彪的指示传达下去。

  经阎仲川整理的林彪“紧急指示”一共六条:一、近两天来,美帝、苏修等有许多异常情况,苏修所谓谈判代表团预定明(10)日来京,我们必须百倍警惕,防止苏修搞欺骗,尤其是19日、20日应特别注意。二、各军区特别是“三北”各军区对重武器,如坦克、飞机、大炮立即疏散隐蔽。

  三、沿海各军区也应加强戒备,防止美帝、苏修可能突然袭击,不要麻痹大意。

    四、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兵器的生产,如四○火箭筒、反坦克炮等(包括无后座力炮和八五反坦克炮)。

    五、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

  六、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执行情况,迅速报告。

  在京主持工作的周恩来大为惊讶

  在“文革”那个特殊的时期,许多秘密是保不住的,不要说军事秘密。再说战备不仅是军队的事,地方也跑不了。于是,有的革委会主任便向地方作了传达。很快,林彪的“紧急指示”被连夜刷成大字报贴到街上,群众慌了,有个别省闹得很厉害。

  事情很快反馈回来。10月19日的地方电报传到中央,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大为惊讶。他把黄永胜等人找去询问,特别提出为什么要把林彪指示称作“第一号令”?黄永胜哑口无言,军委办事组的其他人也都无言以对,他们也不知道一夜之间“紧急指示”怎么就变成“第一个号令”。

  晚上10点,黄永胜气乎乎地把阎仲川叫去,屋子里还是昨天那几个人,黄永胜大声说,你们昨晚发的那个电话稿,为什么叫“第一个号令”?谁是“二号”?阎仲川解释说那只是编号,是前指发出的第一份文稿,以后还发了二、三、四号。邱会作说,你们那个电话稿,如果就叫“林副主席关于加强战备的指示”,不要编号,或者按照过去的习惯编号,用“参作字XX号”就好了。李德生也说,这个事情你们搞得可不好啊!可是生米已经做成熟饭,谁也不好再说什么。

  10月20日上午,黄永胜把总参作战部向下传达的电话稿拿去审查,又发现了问题。说林副主席指示是四条,怎么变成了六条?你们把我们办事组的意见同林副主席的意见都混到一起去了。阎仲川说明后,黄永胜没再说话,因为主要意思没错,也就算了。

  10月20日下午,军委办事组在京西宾馆召集军队驻京各大单位负责人开会,黄永胜在会上讲了如何贯彻林彪‘紧急指示”的问题,并对编号作了说明。

  叶群也从苏州回到北京,参加了10月20日的会议。她坐在主席台上,当黄永胜说到有些单位缺乏保密观念时。叶群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保密观念才强呢,他老人家听了我们报去的林彪同志关于加强战备的意见后,说烧掉。叶群完全理解错了毛泽东的意思,因为她根本不知道毛泽东说这话时的情绪。汪东兴回忆,林彪的“紧急指示”先送给周恩来,周恩来批示,请主席阅。汪东兴拿着急件给毛泽东看,毛泽东一脸不高兴,说烧掉。还没等汪东兴区应过来,毛泽东已经用火柴把传阅件点着了。

  这就是说,毛泽东只是让烧掉,却没有计停止执行林彪的“紧急指示”。这似乎说明他是对“林副主席紧急指示”这个标题不满。

  而阎仲川无意中加了个“第一个号令”,使毛泽东的不满达到顶峰。以后,周恩来问过毛泽东,知不知道林彪有一个“第一个号令”,毛泽东说,什么“第一个号令”?我没听说过。以后,“第一个号令”很久没人提起,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第一个号令”才被重新提起,阎仲川因此被隔离审查了7年半。其他问题都逐一排除了,只剩下“第一个号令”还迟迟过不了关。1973年,重病的周恩来请总参党委研究一下,是否过去把阎仲川的问题看得太重了?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总参党委作出决定,阎仲川按大军区参谋长的待遇离职休养。

  10月19日那一天,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最紧张的一天。远在苏州的林彪让秘书张云生不间断地与总参作战部电话联系。张云生对苏联代表团乘坐的飞机一步一报,直到中午过后,苏联谈判代表团的飞机在北京东郊机场落地,情况正常,林彪这才松了一口气。

  至于中苏两国关于边界问题的副外长级谈判,虽如期举行,但由于双方的认识和立场差距太大,一开始就陷入僵局。谈谈停停持续了将近9年,代表团团长换了几任,始终未能达成协议。1978年7月以后,就无限期休会了。不过,自从中苏边界谈判以后,两国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边界地区再未发生较大的武装冲突。

  



 
Laosalon @ 2006-02-23 03:28

毛泽东南巡与九一三事件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为什么林立果的“三个方案”(上策在杭州、上海谋杀毛泽东,中策南飞广州,下策北飞苏联)每一个都没有展开,就被毛泽东粉碎?如果没有千里眼顺风耳,毛泽东凭什么料敌如神?本文根据目击者的回忆,试图剥离出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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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2日13时,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

  1971年9月12日13时10分,毛泽东的专列秘密停靠在北京丰台车站。

  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非常吃惊,怎么不声不响就回来了?原来计划不是这样的呀?

  周恩来的卫士长高振普回忆,9月12日17时,总理起床,睡够了6小时,特别精神。一直等候的杨德中(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政委)跟着总理进了卫生间,报告主席回来了。总理问,怎么这么快就到了丰台(知道毛泽东离开上海)?杨德中说,除了加水,一路上基本没停。总理又问,专列什么时候进的北京?杨德中说还不清楚。

  九一三事件后,林豆豆(林彪女儿)和未婚夫张清霖被关在玉泉山写揭发材料。专案组曾追问他们,林立果(林彪儿子)为什么要跑?林豆豆说,听说主席在南方打招呼,要搞首长。周恩来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他不知道。

  他真的不知道吗?周恩来虽然一直在北京,但他知道毛泽东南巡的讲话内容。9月4日,汪东兴曾将他和华国锋追记、经毛泽东改过的南巡谈话稿(8月16日至27日毛泽东在武汉同湖北、河南、湖南等负责人的谈话)专送周恩来。主要内容讲述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揭露黄吴叶李邱以及背后的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搞突然袭击,分裂党、急于夺权的阴谋。

  9月11日,周恩来和回到北京的华国锋谈话,更是完全了解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难道身经百战的他没有意识到“大战”将临吗?如果他意识到了,为什么对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如此吃惊呢?

  因为毛泽东离开上海,不一定马上回北京,路上还可能停留几个大城市,比如南京,比如济南,比如天津。

  本来毛泽东到北京还会晚一些时间,据张耀祠(中央警卫团团长)回忆,毛泽东准备召见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汪东兴打电话一问,杨得志下部队了,于是专列直接“杀”回北京。

  汪东兴(中央办公厅主任)介绍,毛主席身体健康时,每年都要外出巡视。国庆节前出巡已经成了规律,一般在9月25日左右返程。可今后怎么提前十多天就返回北京了呢?毛泽东的行动实在是太反常了。

  披星戴月,归心似箭,毛泽东每分每秒似乎都是掐算好了的。专列 12 日16时零5分抵达北京站,从来没有白天在北京站下车的毛泽东坐汽车回到中南海。

  对军事指挥员来说,战争中的时间往往是一件最出人意料的武器。毛泽东命令李德生调一个师到南口待命。快到丰台,毛主席下令在丰台停车。

  已经到了北京,毛泽东当然不着急了。他让汪东兴打电话给中办值班室,要他们通知李德生(北京军区司令员)、纪登奎(北京军区第三政委)、吴德(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到丰台车站等候(据张耀祠回忆,毛泽东是在天津站时叫他打的这个电话)。谈话后,毛泽东单独交给李德生一项任务,调 38军一个师到南口待命。这里要特别说明,军队调动权集中在军委主席毛泽东那里,军委副主席林彪都不行,调动一个排也要经毛泽东批准。15 时多,谈话结束,李德生立即赶回北京军区。

  李德生调进北京的时间不长。1970年新总政成立,林彪提名在安徽“支左”立功的李德生(九大后被安排在国务院业务组、兼安徽省第一书记)当主任,毛泽东马上同意。

  5月19日,林彪在毛家湾接见李德生和新总政班子,说调你来当总政主任,是我向主席建议的,我就是要叫丘八管秀才!就这样,李德生又进了军委办事组。

  李德生传达了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命令,同陈先瑞(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等军区领导研究调动部队进驻南口。南口在北京西北,再往前就是八达岭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向北就是张家口,既可防苏联入境,也可以平定北京城里的动乱。虽然包括李德生在内,这些高级将领们还是“不识庐山真面目”,但他们很快部署完毕。对即将发生的九一三事件来说,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军事部署,说明毛泽东早已成竹在胸。果然,当天晚上发生了913事件。

  在钓鱼台负责警卫工作的邬吉成(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回忆,9月12日晚上,中南海和钓鱼台都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

  空军学院东北角有两幢编号13和14的两层小楼,原是院领导的住宅,所以称将军楼。1971年4月底,这里成了林立果的“秘密据点”。9月12日,是个星期天,空军学院停水停电。上午10时左右,负责后勤的老王接到电话,让他给将军楼送些开水和冷水。老王骑三轮跑了两趟,送去一大桶凉水和七八瓶开水,放在门口。转身要走,楼门开了,陈伦和(空军司办外事处秘书)叫住他,赶快准备11个人的午饭,三位首长的送到这里,另外八人到食堂吃,要争取12时30分吃上饭。这时已经是12时10分,哪里来得及?13时多午饭好了,老王先给将军楼打了电话,把三个人的饭送到楼门口,交给等候在门口的三个女兵,然后带其他人去食堂吃饭。

  15时10分左右,将军楼车库开出一辆伏尔加,老王清楚地看见里面坐着三个人。司机是周宇驰,旁边是于新野,后座坐着林立果,一个个神情紧张……

  从这段目击者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知道,15时毛泽东还在丰台车站谈话时,已经有人把消息透露给了林立果。所以他急急忙忙到西郊机场策划“第二套方案”。16时30分左右,胡萍(空军副参谋长、34师党委书记)接到周宇驰安排南飞机群的电话,18时刚过,256机组接到飞往北戴河的命令。

  得知毛泽东行踪的圈子非常小。如果不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他怎么可能知道?如果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九一三事件后马上就是一条大罪状,泄露毛泽东的绝密行动,尤其威胁到毛泽东的安全,怎么可能轻饶告密者?怎么可能让他逍遥法外?看来,这个电话非常蹊跷!

  到底谁是告密者?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叶群说”,毛泽东回到北京,是汪东兴告诉她的。另一种是“民间说”,汪东兴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告诉了叶群。总之,北戴河的叶群先知道,马上打电话通知林立果。虽然死无对证,要“抓”告密者也非常简单。查总机的话单就可以查到。到北戴河的电话是长途,总机需要登记话单,看看那段时间谁给叶群去过电话,一排查不就一目了然了吗?九一三事件后,军委一号台的话单仓库翻了个底朝天,一张一张地翻检过,并记录了从9月6日至12日他们之间的所有通话和通话时间,要找出“罪魁祸首”简直易如反掌。

  如果是周恩来,为什么不追究?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的地位岌岌可危,四人帮一直想拔掉这颗“眼中钉”。把毛泽东的绝密行动密告叶群,和林彪穿一条裤子,这是打倒他最有利的理由啊!如果是汪东兴,那就更有理由打倒了。众所周知,汪东兴是毛泽东的心腹,庐山会议他跳得那么高,却“轻松过关”?而他不但不接受“教训”,又“贼”胆包天把毛泽东的秘密告诉叶群,吃里扒外,难道不该“千刀万剐”吗?

  可是奇怪!不论是周恩来,还是汪东兴,都平安无事。为什么不追究泄密这件事?似乎有些说不过去。是不是与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上打而不倒一样,背后有着永远不能示人的秘密?看来似乎只有一种可能,故意泄密,就是要打草惊“蛇”,就是要让“北戴河”的“鸡”半夜飞起来。

  在那些惊心动魄的日子里,毛泽东是否意识到危险正在步步紧逼呢?他为什么突然回到北京?事先知道吗?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召开的成都地区座谈会成员时说,林彪他们搞反革命活动,谁个晓得?我就不知道嘛。这话他说过多次。是这样吗?九一三事件扑朔迷离,如果毛泽东对林立果的行踪不了如指掌,为什么突然回到北京?

  李德生和汪东兴在回忆录中都提到,毛泽东有察觉。汪东兴说,毛主席对林彪究竟何时察觉?察觉多深?后来也没向我们讲过。但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回到北京和林立果离开北京决不是巧合,毛泽东一定知道周恩来、汪东兴、李德生他们不知道的更多的“机密情报”,甚至有可能了解整个“阴谋”。

  22时左右,部队已经熄灯,邬吉成也睡了,汪东兴来电话,中南海已经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你负责布置钓鱼台的战备工作。战备到什么程度?汪东兴说,一等,把部队拉出来,布岗,设置路障,挖工事。邬吉成一头雾水,怎么回事,演习还是打仗?搞不清,命令如山倒,他马上增派岗哨,门口布上机枪,挖好了工事,设置钉板之类的路障,阻断了各楼之间的通路,到天亮才搞完。后来汪东兴再找邬吉成,找不到了,埋怨他紧急战备怎么到处乱跑?邬吉成说你不是叫我布置战备吗?紧急状态持续一个多星期,才自然平静下来,而战备结束则在一两个月之后。  这里有个疑问,为什么除了中南海,钓鱼台也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难道得知林立果一伙要攻打钓鱼台吗?

  中央警卫团专门成立的机炮大队,一处设在钓鱼台,一处设在故宫。本来想把机枪和高炮架在西华门边的屏风楼上,但安装时发现根本弄不上去,只好算了。这不能不使人想起周宇驰(空军党办副主任)另一句歇斯底里的话,实在不行,我驾直升机去撞天安门。

  据李伟信(上海空4军政治部副处长)供词,9月11日22时,得知毛泽东已经离沪北上。他们开会的房门打开着,李伟信到门口一看,室内气氛异样,刚才那种嚣张气焰已被神色茫然所代替。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空司一处处长)、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副处长)几个人目光滞呆,低头不语。林立果流着泪说,全完了,没完成首长(林彪)交给的重托,首长把生命交给了我,我拿什么去见首长?沉默了一阵,周宇驰抓起一个酒瓶子,狠命摔在地上,说难过也没用。还有一个办法,到国庆节那天,首长托病不去,老子他妈的驾直升机去撞天安门……我不得好死,他也别想好活!过一会儿周宇驰又说,还得去一个人伪装,代我撒传单,你们谁能跟我一块去?开始没人敢说话,在周宇驰催促下。于新野表示他去,接着我和刘沛丰也表示愿意去,林立果说,我不允许这样做。大家也觉得这种想法不现实,于新野自言自语,就怕等不到“十一”啦。

  那是一个奇怪的夜晚,那个奇怪的夜晚是从9月12日下午开始的。1971年9月12日19时多,西郊机场响起三叉戟起飞的巨大轰鸣声,256号三叉戟秘密从北京飞往山海关机场。因为是临时,机组人员过了18时才接到训练飞行的通知。一切都显得那么神秘,但实际上对专机来说十分正常。因为专机需要保密,常借训练为由。

  20时15分,机场调度室李海彬(西郊机场调度室主任,专门到北戴河负责专机)打电话给姜作寿(8341部队二大队大队长),说有个大飞机从北京来,是哪位首长?怎么也没有见你们来人接?天都黑了,还有谁来?李海彬急了,你们到底接不接?飞机15分钟后就落地了。接不接也不是姜作寿说了算,他说我了解一下。姜作寿打电话问李文普(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回答得很干脆,我没有听说谁要来。姜问,那我们去不去车接?李文普说没有告诉你的事情,就不要管了。

  三叉戟马上就到了,林彪别墅还一无所知,叶群(林彪妻子)为庆祝女儿林豆豆订婚,在96楼走廊放映香港电影《甜甜蜜蜜》,林办秘书、警卫员、服务员都被叫来了。文化大革命中只有孤零零的八个样板戏,哪里能看到香港爱情片?电影才放一半,值班秘书来问林豆豆,山海关机场来电话,说来了架飞机,问我们知不知道什么人来。林豆豆说不知道,但她想,可能是弟弟林立果回来了。

  姜作寿放下电话才三四分钟,李文普的电话就追来了,急急地说,老虎(林立果)回来了,快派吉姆车去接。原来叶群从内部直线电话告诉李文普,立果听说豆豆今天订婚,很高兴,坐飞机赶回来祝贺。叶群要刘吉纯(8341部队警卫科副科长)坐车去接。

  姜作寿正在向司机小宁交代任务,一架大型飞机轰轰吼着,从西南向东北飞来。已经降低了高度,显然是要在山海关机场降落。小宁着急地说,接不到了,50公里路,没有40分钟,怎么也开不到啊。姜作寿说,快动身吧,既然已经通知,接不到也要接。

  果然没接上。20时35分,过秦皇岛不远,正急急忙忙赶路的司机小宁和刘吉纯发现一辆开着大灯的吉普车,目中无人般地“站”在马路中间,连忙停车,原来林立果“借”了机场的吉普车。刘吉纯和小宁表示歉意,林立果说不怨你们,事情急。说着,提着手提箱,换乘了吉姆车,扬长而去。

  林立果为什么突然回到北戴河?因为南巡的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林立果连说糟糕,手忙脚乱给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说两个小时后他飞往北戴河。

  有一个事实似乎还没有人注意到,毛泽东秘密回到北京,除了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得到通知的就是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和周恩来。别人不可能知道,那么北戴河的叶群和北京的林立果是怎么知道的呢?是谁透露的?是“内线”?还是……圈套?

  这大概是解开九一三事件之谜的一把钥匙。



 
Laosalon @ 2006-02-22 13:05

如果问:谁是美国最受尊敬的黑人妇女?答案一定很简单: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因为,刚刚去世的帕克斯可谓备极哀荣。

她10月24日去世,30日遗体就被运到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安放在大厅中供全美民众瞻仰。包括总统布什在内的美国政治领袖与数千民众一起参加了安放仪式,参议院牧师率领大家为她祈祷,专程赶来的一个大学合唱团,现场高唱爱国歌曲〈The Battle Hymn of the Republic〉。她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获得遗体被安放在国会供民众瞻仰的殊荣的女性。布什总统并下令,帕克斯葬礼11月2日在底特律举行,届时全美国所有公共建筑都降半旗。

这个黑人老太太到底是谁?为什么会得到如此隆重的追悼规格?

其实,她得到这样的尊敬只是因为她说的一句话。

1955年的美国,社会种族歧视依旧合法,按照规定黑人在公共汽车上要给白人让座。12月1日这天,在蒙哥马利市,这位看上去和蔼慈祥的老太太在公车上面对要求她让座的白人驾驶员,坚定地表示:“我受够了让出座位!”然后拒绝站起来,一直到被员警逮捕。

“我受够了让出座位!”这一句话改变了美国。

帕克斯的教区牧师就是著名的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牧师立即回应帕克斯的非暴力不合作原则,率领黑人民众展开了381天的抵制该市公车的行动,并引发了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次年11月13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决种族隔离违宪,美国的种族歧视制度被正式废除。这股风潮一直延伸到六十年代,在民权运动的大力推动下,少数族裔,妇女,同性恋等各种弱势群体的权利,也开始逐步得到法律的保障,美国的社会宽容与人权意识得到极大的深化和巩固。美国的今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六十年代形塑出来的。帕克斯也因此被美国国会命名为“民权之母”。

最感激帕克斯的当然首先是黑人。美国国务卿莱斯在追悼仪式上说的一句话最有代表意义:“没有帕克斯,我就不可能今天以国务卿的身分站在这里。”同时,帕克斯也深受白人民众热爱,因为她为黑人争取权利的运动同时塑造了美国的社会正义与公正精神,为大部分美国人争取到了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

帕克斯的尊荣来自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一个人可以改变一个世界。(




 
Laosalon @ 2006-02-22 13:02

毛泽东妙语评共和国十大元帅
  
   纵观中国现代史,毛泽东的识才智慧和驭人之术可谓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这么说并非对他老人家不敬。驭人术并非只是帝王之道,皇家专利,领袖也是需要的,这是一种超人的智慧和谋略,在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度,没有这种智慧是打不下更坐不稳江山的。
   从古到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皇帝轮流坐,明日到我家”是很多人的信条,特别是对和自己一同出生入死打天下的老兄弟,如何驾驭实在是难倒了许多雄主。毛泽东无疑是深谙其道的伟大人物,最会平衡各种矛盾冲突和利益关系,而且看人的眼光非常独到(文革以后的事情不算,因为人到晚年肯定要糊涂,影响判断能力)。这个问题三言两语说不清楚,点评一下毛泽东对几位开国元帅的考语,便知所言不虚。
  
   对朱德——“度量如大海,意志坚如钢”。
  
   自从井岗山会师后,朱德就成为了军队的偶像级的人物,长期任总司令,但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朱宽和忍让、纯朴谦逊,对这样一位没有野心的忠厚长者当然会赞誉有加。
     
   对彭德怀——“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
  
   老彭性格刚烈、疾恶如仇,而且有些特立独行,比较难驾驭,这从几十年和老毛磕磕拌拌的合作历程中就可看出,但打天下绝对需要这样的勇夫和猛将,就象刘备少不了张飞、李世民必须依仗尉迟敬德一样。所以在战争年代老毛会如此不吝溢美之词,当然事实也确实如此,比如,朝鲜战争没人愿挂帅,只能惟我彭大将军。至于59年庐山会议后毛说老彭的合作与不合作是三七开(我们可爱而又梗直的彭总非顶着说,不对,应是七三开),那是后话了。
     
   对林彪——“他一个娃娃懂什么?”
  
   这话是在林彪质疑红军四渡赤水的战法、提出究竟是走弓背还是走弓弦更好时说的,与其说是长者对晚辈的训斥,不如说是师长对后生的循循善诱。在长期的战争年代,林多次对毛发难,一句“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议论引来了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宏文,长征途中,林甚至建议由彭德怀出来接替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受到毛的严厉斥责。但爱之深才会责之切,毛始终对其钟爱有加,识才善用,使林始终是同级别军事首长中最年轻者,这种时时提携指点,是日后林彪成为纵横中国的杰出军事指挥员的重要条件。
    
   对刘伯承——“四川称刘伯承是一条龙下凡,江水怎么会挡得住龙呢?他会把我们带过去的!”。
  
   在后有数十万追兵,前有金沙江天险,许多人怕部队过不了江的情况下,毛泽东风趣地引用了朱德的话。对刘伯承的才干不用多说。
  
   对贺龙——“贺龙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出了一个军”。
  
   毛泽东在“三湾改编”中曾举此例鼓励起义军。到陕北后又称他是红二方面军的旗帜。总得来说毛对贺还是器重的,特别是建国前后。贺龙含冤而死后,毛泽东曾说过:“我看贺龙搞错了,我要负责”。
  
   对陈毅——“陈毅是个好同志”。
  
   文革中,一次红卫兵批斗陈毅,陈先发制人,掏出红宝书说,请翻到毛主席语录第***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陈毅是个好同志。台下一片哗然都在翻宝书但没有找到,周总理做证说,确有此话。于是陈毅过关。陈在文革中的境遇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特别是死后,毛亲自参加追悼会,众所周知毛极少参加党内同志的追悼会,在其晚年更是绝无仅有。毛同陈的关系可以说是十元帅中很好的,这有些奇怪,因为毛陈在战争时代共患难的时间并不长,瑞金一别,一个长征一个留下打游击,抗日时一个在延安一个在华中游击区,解放战争一个在冀中一个在华东,毛另眼看陈总,并非军事才能(这点陈无法和林彭相比),也不会是后来二人经常诗词唱和被毛引为知己。可能是毛对陈有一种歉疚心理,离开瑞金、开始长征时没能带走这位井岗山会师的老部下(当然这不是毛的原因),陈毅只能留在敌后率领一帮老弱病残浴血奋战,面对层层围剿,出生入死,艰苦备尝,而且当时陈远离中央和老领导、老战友,其孤独寂寞,艰难困苦和对死亡的深刻体验,绝不亚于爬雪山过草地,经过惨淡经营,江南根据地逐步发展,队伍逐步壮大,成为日后推翻蒋家王朝的关键力量,从这个意义上看陈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在元帅中是数一数二的,而长期以来不少人忽视了这一点,但毛心中有数,虽然每逢大的战役来临之前就将陈调开,也正因为如此,后来任命陈为炙手可热的大上海的党政一把手,其实就是一种补偿和平衡。和平年代毛对华中、华东游击区和新四军的干部是很关照的,多有重用。
    
   对罗荣桓——“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这份身后哀荣,既是对罗的高度评价,也是对广大政工干部的肯定。
     
   对徐向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
  
   西路军失败后,徐向前回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说了上述意味深长而又暖人心腹的话。徐在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分道扬镳后,与张国焘一同率部南下,最后部队垮了。后来他说:“西路军的失败,长期使我愧悔交加,余痛在心。”深有“不堪回首”之悔。但毛记住了他在关键时刻说的“那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因此百般抚慰,这话也是安抚广大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可以说毛对四方面军的干部是宽宏的,而且也是重用的,比如对徐向前、李先念等人,表现了一个领袖人物的胸襟。
  
    对聂荣臻——“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
  
   聂创建晋察根据地,逐渐把晋察冀根据地建设成为模范根据地。因五台山在根据地内,毛泽东曾有此说。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毛都在聂的地盘。聂胆大心细,而且追随毛长征时就任红一军团的政委,毛对聂绝对放心,而且长期如此,即便是后来江青欲借城南庄的旧事整聂,毛也力保聂过关。聂长寿善终。
    
    对叶剑英——“吕端大事不糊涂”。
  
   吕端乃北宋重臣,太宗称他“大事不糊涂”。毛借此评价叶,本意是指长征途中在巴西时,当张国焘意欲解决中央红军,叶及时报信,关键时刻挽救了红军。叶帅睿智和才干往往体现在党、军队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后来在粉碎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又发挥了关键作用,就如同汉刘邦的老臣周勃平定吕后余党叛乱一样,拿下欲做当代吕后的江青,协助收拾了毛去世后的政治残局,毛的这句话真是恰如其分,看似未卜先知,实际是对部下的深刻认识。



 
Laosalon @ 2006-02-22 12:59

广西抗战8年,为什么一个伪军都没有?

    日军1939开始进攻广西,可几乎没能在一个城市和村庄占领超过3个月,为什么,因为人人都反抗!北海外有一个小岛,1。8平方公里,不足100户人家,每三家人合钱卖一支火枪,居然也干掉几个日本兵,宾阳几个年轻人,把一个日本骑兵小队的战马全部偷光,全洲的一个村庄,全村几千人用火统和农具,夜晚偷袭日本人,居然也枪得一挺重机枪并消灭十个日本兵,北海市的几万市民,为了报复被日军屠杀的200市民,秘密组织暴动,在两个台湾翻译官的配合下,夜晚同时暴动,同时消灭了站岗的十几个哨兵,夺取电台和军介库,用棍子和大刀消灭了一个中队120人的日本人,我老家日本人占领时全村逃跑,有2人未及时逃跑被抓去搬运东西,一人是我家邻居,50多岁了,因为反抗被打死,另外一个是村口的油坊工人,在挑水的时候用扁担把监督他的日本兵打下鱼塘,用洗衣的青石板压在水下,后逃跑,日军寻找失踪士兵不果后烧毁全村房屋,还有一个是婴儿,在山上躲的时候因为哭闹,她母亲怕日本兵发现全村人将起闷死,~~~~~~~~`日本人在广西很难搞大屠杀,为什么?因为上至7/8十岁的老人,下至少孩童,人人都是战士

    附:国民政府1945年统计,广西征募士兵及劳工450万,占全省1200万人之近40%,全国之最!

   广西抗日出兵100万,人数排第二,按人口比例排第一。

    当时中国的很多精锐部队中,广西士兵都占了很大的比例,像全部由广西士兵组成的国民党精锐桂系第7军、在徐州、武汉会战中表现出色的桂系第31军都是几乎全部为广西士兵。在国民党中央军中,不少精锐部队中广西士兵也占有很大比例,比如第5军(其中有近7成是广西士兵)、第10军(广西士兵占近4成,湖南士兵也占4成)、第74军(也是第74师,广西士兵有1成五)、第11军(也是第11师,广西士兵也有近2成)。而红军中广西籍士兵也有很多,比如最精锐的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中,红一军团中广西籍士兵也占近2成(湖南士兵占3成),红三军团中广西籍士兵则占3成。红军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的18勇士有16位是广西人,在飞夺泸定桥的22勇士中,广西人也占了17位。

   向60多年前英勇抗战的广西人民致敬!

  记得一个宾阳朋友说过,他家村子里在每年的农历六月十九都要过节,纪念当年抗击日本侵略的壮举,(具体年份不记得了)他们村子联合附近村子猎户助战,用鸟统及大刀消灭了十几个进村的鬼子,成为全村人引以为荣的历史.
向广西人民致敬!向在国难面前,枪口一致对外的中国人致敬!

    某网友的回帖:
    另外,我们本地不少农村长期以来一直有过“胜利节”的传统,就是纪念“战胜日本鬼子”的,奇怪的是各村日期并不一致,也不是“九.三”或“八.一五”,据说是各村赶走日本鬼子的日子。过节时各家广邀亲朋好友,非常隆重,酒席上老人们津津乐道当年打日本时的情景。即使在前些年全国大兴“中日友好”、哈日之风渐盛的时候,这个习俗也没有停止过。这说明在民间、在民众的心中,有些大是大非的事情,人民认识得很清楚的,形成的观念和看法,也已经是根深蒂固的,历史,是不容易被忘却的。



 
Laosalon @ 2005-06-02 0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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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osalon @ 2004-10-05 09:01

世界摄影大师论人像摄影



   人像摄影是整个摄影艺术的基石。纵览摄影史,不少摄影名家都把毕生的精力投注于这一工作中,他们丰富和发展着人像摄影的理论。
加德帕斯.费利克斯

图尔纳松
  他被认为19世纪所有摄影家中经历最丰富而最具有才华的法国摄影家。曾指出:“一个摄影艺术家,不论其照相机的机械性能如何,都应该把焦点对准人物的脸部,抓住人物的神情,刻画人物的心理特征,使其神韵跃然于画面之上。”  
  图尔纳松一生中拍摄过许多著名的学者、艺术家、演奏家、科学家、政治家和其他人物。拍摄时,他从不允许有道具或背景干扰,不论那种情况,他都要认真地引导被摄者,抓住被摄者的面部表情,从而拍了许多传神之作。读者通过照片上的人物神情可以看出被摄者之间无声的交流。
    
克里斯.利斯
  英国摄影家。他认为,个性是在拍摄人像过程中最难掌握的部分。如果你能发现一种拍摄人物个性的奇妙方法,那么你将成为像卡什、布兰特和斯诺登那样的人像摄影大师了。  
  利斯认为,如果你拍摄的是供大量翻印的人像照片,那就不大可能拍摄出人物的性格。但如果你给朋友拍摄人像,那成功的希望就大得多,大多数成功的人像照片是因为你熟悉你的被摄者,这样拍出来的照片,被摄者看后一定会说:“对,这完全像我。”
  
雷弗.莱顿
  英国著名的人像摄影家。雷弗.莱顿说:“在英国,人们似乎对人像摄影不是很重视,拍摄人像远不如拍摄时装能赚钱,如果我去拍浴衣的广告照片,收入要多得多。但我认为,作为一个出色的摄影师,他首先应该具有拍好人像照片的能力,这是成为一人出色摄影师的必备条件。”  
  莱顿认为,拍摄人像时,除了需要同被摄者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外,还需要在拍摄技巧和用光技术上下功夫。他在拍摄前同被摄者进行交谈,使 他显得很自然。莱顿说,在拍摄人像前,你对用光应事先做到心中有数,这样你就可以集中精力于拍摄被摄者的性格和表情上。这也就是莱顿拍摄的人像逼真、表情丰富的原因所在。  


欧文.佩恩
  他是一个从事于“创作新式时装照片”的人像摄影家。他创造了摄影现实主义那种朴素的、崭新的风格。他照片的特点是,表现手法很雅致。曾有一本杂志的艺术指导说过:“佩恩摆布被摄对象的方法,是使他们进入自我表现的境界之中。”  
  佩恩的妻子原是与他一起工作的时装模特儿。关于佩恩的摄影创作活动,她是这样描述的:“当佩恩设法达到他所要求的效果时,他和他的被摄对象之间是非常紧张的,他的拍摄时间长达数小时,直到他们全部精疲力尽为止。这种方法使他能够抓到被摄对象的面貌及其灵魂。”  
  通常,佩恩拍摄一张照片所以要花费很长时间是因为他认为,很多人只是用极短的时间观看照片。“照片是为了使人们能在匆忙中观看而拍摄的。照片的观看一般只有几分钟。因而,拍摄照片更需精益求精。”
土门拳
  日本摄影家。他关于人像摄影有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  
  他指出:“所谓人像摄影,就是把个人作为历史的、社会的存在记录下来。  
  所谓美丽的面孔,就是感情不外露的面孔。  
  被本人认为是缺点的,实际上却往往是唯一富有魅力的地方。变缺点为魅力,这至少是摄影家的善意。  
  在摄影上,拘泥于瞬间表情实在是愚蠢的。无论是谁,都是会哭会笑的。隐藏在心底的感情,会在嘴边流露出来。年龄,最容易从人的背影上表现出来。悲哀也是如此。  
  一切艺术都不例外,其最就阶段在于使人忘记手段。就是说,在于让看照片的人忘记自己是在看照片。  
  为拍摄者所支配,是拍不出像样的照片来的。摄影者如不避免此种情形,不把被摄者引入一种‘悉听尊便’的心境,那是不物的。魄力是最重要的。  
  焦点对在眼珠上,光圈越小越好,按快门动作越快越好。”
伊莫金.坎宁安
  美国著名的女摄影家。她从1910年开始摄影至1976年去世,从事人像摄影达60余年,积累了不少拍摄人像的经验。并创立了不少为后人借鉴的拍摄人像的好方法。  
  坎宁安认为,拍摄人像的关键是要透过外貌表现出人物的性格及其内心世界。早在1910年,在欧洲学习的期间,她就给路德教授拍过一幅肖像。当时,她请教授思考一个数学问题,在教授深思的时候,坎宁安按下了快门,把教授聚精会神思考问题的神态拍了下来。这次尝试使她学到了一个如何消除被摄者精神紧张并表现其真正情感的拍摄方法。这就是,向被摄者提出一连串的有关工作和生活的问题,让他回答或思考。这个方法,她一直使用到晚年。1976年4月,在坎宁安逝世前不久,她给年过90的A·迈耶夫妇拍过合影,后来迈耶回忆说:“坎宁安很有本事,她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我们成了亲密的朋友。她使我们感到舒适、鼓舞,有自信心,敢于说话。我们像是老朋友一样交谈。”坎宁安的这个拍摄方法,后来为许多人像摄影家所用,其中包括加拿大著名人像摄影家卡什在内,而且在效果上有过之而无不及。  
  坎宁安还认为,拍摄人像,既不是将人物理想化,也不要丑化他们,要忠实地把人物的自然性格表现在画面上。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这就要求摄影者们努力钻研,从实践中找出一条路子来。  
  1975年,即坎宁安逝世前一年,她给一位老化学博士拍肖像,博士的夫人在一旁说:“注意,亲爱的,不要让那脱落的牙齿露出来!”博士张口一笑,坎宁安迅速按动快门,把那缺少一个牙齿的笑容拍了下来。为什么坎宁安偏偏要抓取这样的画面呢?因为,在坎宁安看来,一位年过九十的老人,只掉了一个牙齿,那是健康的特征。结果,拍出的照片化学家很满意,并送了一篇新写的化学论文给坎宁安,表示感谢。


安塞尔·亚当斯
  著名摄影大师。安赛尔.亚当斯在谈到人像摄影时说;“我总觉得人像照片以静态最为理想,处于安静状态的头部几乎和雕塑一样美。这和抓拍不同,要等待丰富的表情出现,结果往往失去了机会。我在运动状态下抓拍的照片很少。我认为人物特征表现在他们处于静止状态的脸上。我的这类照片大部分是这样拍的。我极少让人摆好照相的姿势,我总是等待他们放松,出现自然姿势,然后我就说‘别动’或‘就这样’!”  
  1932年亚当斯在旧金山为当时的明星演员卡罗琳.安斯帕奇拍摄了一幅肖像照。照片拍成后,人们称之为“杰出的石雕似的人像”,有些人甚至认为它是拍摄的雕塑头像照片。亚当斯听了这些议论却很高兴。事后回忆起这幅照片的拍摄过程时,他说:“我坚信,最深刻感人的摄影人像是这样的照片,当人物的脸型能暗示出身份和个性时,照片能在静止状态下提示出被摄者的基本特征。使用一秒或一秒以上的曝光常常可以达到这一点。如果使用闪光灯的话,这就要善于抓取你所期望的表情,而不是让被摄者长时间的摆姿势。我依然坚持通常的‘抓拍’照片只不过是被摄者的一种瞬间形象,一种往往只与相机快门运动所抓取的事物有关的片断。一个画家可以把许多印象、观察到的各种形象以及各种反应加以综合,创作出一种富有表现力的形象。
  人像摄影家只能把握一个时间的推移过程,从而在这一过程中对人物的面貌特征进行刻画。反映瞬间表情的影像偶尔可能表现出人物个性的广泛方面,但它只不过是一幅完满的人像而已。”  
  亚当斯还说:“构思是摄影创作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一旦你发现被摄者的表情之后,这种表情——面部肌肉活动的瞬间停顿——可能会流逝和避开快门迅速开启的一刹那。
  了解被摄者的个性能够使我们当中的一些人预料到富有表情的瞬间,不仅仅是在表情变化过程中辨认出它们。当然,要做到这一点而要有大量的实践经验。”